《合同法》主張變更合同后補償應優于原條件
王才亮說，鑒于規劃調整，原安置地點無法回遷，市土發中心應當與拆遷戶重新簽訂協議應當訂立“補充協議”，按《合同法》的原則，變更后的補償應優于原條件，即優于原地點的安置房。簡單說，就是如果政府相關部門要改變合同的內容，你的補償標準要提高，安置房的地段要更好，甚至住房的建設標準裝修標準也要提高等。
拆遷戶如果進行維權，可以繼續追究廣州市城市建設開發總公司荔灣分公司或市土發中心責任。在拆遷過程中，我們看到它不僅僅是民事違約，即不僅僅是開發商違約，更是因規劃變更等因數，批準合同主體變化的行政機關造成的違約。拆遷戶維權應當將當時批準合同主體變化的行政機關作為被告。
解決爛尾應首先保障拆遷家庭
韓世同認為：在拆遷過程中，一旦爛尾，不僅開發商、政府、負責貸款的金融機構均遭受損失，特別是被拆遷居民遭受損失。目前，廣州市政府拿出了一些措施解決拆遷爛尾等問題，我認為，在確定分配受償即獲得補償順序時，政府應優先充分保障被拆遷家庭的權益，政府土地出讓收益將放在爛尾地所有債務的最后受償。
應分清責任開發商政府共擔責
中國城市治理與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何艷玲博士認為：政府在修改規劃后，是否能夠履行承諾不與民爭利，保持客觀中立，在規劃的實施中，成為公共權益的代言人。這36戶居民在拆遷伊始是出于對政府的信任，現在他們還會信任政府嗎？我們還會支持每一次的拆遷或者規劃的變更嗎？這一切都是積累了太多的因素而形成的，每次的傷害都在破壞社會的穩定和公眾情感的穩定。這些也是政府必須面對和亟需解決的問題。
具體到六二三路居民的問題解決上，客觀上，我并不認為政府需要全部埋單，即拿全體納稅人的錢，或者說拿公共財政的錢解決部分人的問題，這似乎對全體納稅人不公平。
畢竟開發企業在與拆遷居民約定的時間內違約，這里要分清哪些是原來開發企業的過失，哪些是政府的變更規劃造成的違約，由此給六二三路拆遷居民造成的損失，應由開發企業和政府共同承擔。
盡管開發企業經過改制重組，但是畢竟它還存在，它就應該用其企業的利潤補償這些拆遷居民的部分損失，對此政府應該有措施向該企業為居民伸張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