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和產業層面如此，國家層面亦然。全球資本主義“無形的手”把中美這兩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老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產業鏈的紐帶，中美兩國的比較優勢實現了完美匹配。美國在基礎研究、產品創新和品牌管理上的優勢與中國廉價的要素供應、優質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產業配套相結合，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產業奇跡。iPhone，iPad，M ac……這些印著一顆被啃了一口的蘋果標志的電子產品，無疑是最好的證明。
“富士蘋果”碩大，光鮮，但有些畸形。蘋果專賣店里光鮮的電子產品背后凝結著無數人的勞動，其中既有硅谷的工程師，更有珠三角的農民工。蘋果公司在美國有4萬多名雇員，其中幾乎沒有工人。它去年售出的7000萬臺iPhone、3000萬臺iPad和6000萬臺其他產品幾乎全部在海外制造。當奧巴馬問“為什么不把這些工作拿回美國”時，喬布斯曾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不可能”。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多個省份雇傭了超過100萬工人，很難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方組織類似規模的生產活動。加之土地供應、勞資關系、政府補貼、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以相同成本生產類似產品在其他國家幾乎不可能實現。就富士康自身而言，其研發能力、管理水平在代工領域幾乎無出其右者，因而得以服務于IT行業中幾乎所有重要廠商。難怪郭臺銘曾自豪地說：“喬布斯把產品交給我，因為只有我能做”。
對蘋果而言，其不斷推出的新型號時刻敲打著消費者的神經，令他們不由自主地棄舊買新。實際上，蘋果在不斷創造需求和賺取利潤的同時，也把西方商業文明“消費主義”的利與弊演繹到了極致。對富士康而言，其科學化、數字化、準軍事化的管理模式極大地控制了成本，提高了績效，可以說樹立起了自福特之后工業文明的又一個里程碑。當年人們批評福特的生產線把人變成了機器，那么近百年后的今天呢？要知道，當年老福特給他的工人發5美元一天的高工資(當時福特汽車的價格是400多美元)。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不可能如同當年福特那般慷慨，個中原因既取決于其經營環境和商業模式，更重要的還在于，在富士康所專注的組裝環節，價值的創造和獲取非常有限。這是全球價值鏈分工之下的結果，看看蘋果公司令人咋舌的巨額利潤就知道了。
同時，企業沿價值鏈的分工也導致了研發領域的兩極化傾向——— 蘋果和富士康分別成為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和生產過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的佼佼者。然而，躺在巨額利潤上的蘋果能否延續喬布斯時代的革命性的創新精神？與此同時，面對成本不斷上漲的壓力，富士康能否更多地從新技術而非勞動力層面實現其對績效的追求？很明顯，對價值鏈上的兩家公司而言，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著自我超越。
梁國勇(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年度《世界投資報告》主要撰稿人之一。本文內容僅代表其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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