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叱咜風云在多個電子制造業掀起滔天巨浪的“成吉思汗”，卻對發生在帝國之內的沖突和反抗缺少解決良方。
郭臺銘也許覺得這已經不是那個屬于他的時代了——一度叱咜風云在多個電子制造業掀起滔天巨浪的“成吉思汗”，卻對發生在帝國之內的沖突和反抗缺少解決良方。
2010年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頻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血的代價撕開了這個全球最大代工制造帝國的神秘面具，郭開始失去以往那種睥睨一切的精神上的優越感，富士康開始被置于社會放大鏡的嚴格審視下。它不僅說明，由封建式統治與現代管理體制雜交的混合體正在被自身的增長模式所反噬；而且，對中國制造來說，也預示著這類勞動密集型的超級工廠型態越來越難以為繼。
最近，在太原、鄭州和煙臺的富士康工廠里接連發生了多起員工沖突事件和用工丑聞，富士康能夠用來維持穩定的辦法不多。這些群體性偶發事件的出現有著內在的邏輯必然性，那就是，勞動力的代際轉移正在發生，能吃苦、少抱怨的由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的第一代正被他們的子女、對工作待遇有更高要求的下一代所替代；這是以往那種講究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正在遭遇步入市場經濟的中國那些覺醒后的工人們的反抗。依靠嚴密控制，實行半軍事化管理的手段已經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詳見本期《環球企業家》封面故事《富士康圍城》)
人口紅利的終結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富士康在大陸的員工有80多萬，但這些丑聞發生的其中一個原因不是因為員工數太多了，而是少了。招工難、用工荒不僅出現在珠三角，現在，連富士康的內陸工廠也感受到了，這使得用工方與員工的談判話語權越來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