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頂替’不是小事，應該上升到人權的高度。”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如是表示。
　　顧海兵告訴筆者，目前被報道的“冒名頂替”現象往往發生在幾年前，當時互聯網并不發達，全國高校學籍信息沒有聯網，也不透明，冒名、造假很容易。有些人往往在事情發生幾年甚至十幾年后才發現被“冒名頂替”了。
　　他指出，“冒名頂替”現象的存在，關鍵是選人制度出了問題。在當今社會，只認文憑成了一些用人單位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把有文憑與有能力畫上了等號。而在一些家長和考生眼里，拿到文憑便意味著拿到了改變人生的砝碼，追求高學歷和社會榮譽的心理促使部分人鋌而走險。
　　顧海兵強調，高考招生錄取程序應保持公開、透明。在他看來，正是因為缺乏透明和監督，才使許多“冒名頂替”的操作者得以利用手中的公權，進行隱蔽的操作。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蔣國華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一些媒體報道把出現“冒名頂替”現象的原因歸咎于“官員、家長的法律意識淡薄”，但對一些家長和孩子而言，這是一種“風險投資”。“冒名頂替”者在權衡利益和結果后，選擇了“能夠改變人生”的大學文憑，并抱有不被發現的僥幸心理。
　　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專家熊丙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冒名頂替”涉及中學、地方招生辦、省教育考試部門、地方公安部門、招生高校等多個單位。倘若其中一環出現問題，整個高考“嚴格”的制度便形同虛設。
　　他指出，“冒名頂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歸根結底在于教育的“行政化”問題。如中學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管理，校長聽教育部門的，老師聽校長的。而在一所學校，普通教師和學生沒有參與教育決策的權力，且大學普遍沒有辦學自主權，校內管理由行政機關決策，教育資源與學術資源的配置被行政力量主導。所以在招生、培養等純教育事務上，行政力量往往具有說一不二的權力。教育行政部門、中學、大學、公安部門一起形成了一個大行政部門，能做通一個環節的工作，很容易就可以做通所有環節的工作。
　　蔣國華認為，要減少“冒名頂替”現象，教育主管部門要加強制度建設，在每年高考錄取、新生報到入學等環節，要加強提醒和監督，預防“冒名頂替”現象發生；學校應對家長進行警示性教育，對學生開展品德教育；在“冒名頂替”事件發生后，要對家長及起主導作用的人員進行查處，提高違法成本。但他同時也表示，要對被動參與其中的學生“網開一面”。
　　熊丙奇開出的“藥方”的則是：首先，中國的用人制度應從“學歷標準”轉化為“能力標準”，高校可采取“寬進嚴出”或“嚴進嚴出”的方式，建立淘汰機制，培養高質量人才。其次，要加強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他認為目前的監督主要是事后監督和內部監督，應引進異地監督和上級監督，打破地方力量的官官相護，同時增加招生錄取的透明度，公布每所學校的招生進展和錄取詳情，讓每個考生及時獲取信息，壓縮造假、作弊、實施潛規則的空間。還有，可以通過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改革學校內部管理模式，改革教育決策機制等手段，讓教育擺脫行政力量的制約。最后，要加強問責力度，追究各環節協助“冒名頂替”的人員的責任。
　　他還表示，隨著網上錄取的實施和“陽光高考”、“陽光招生”的提出，在技術上為公開、透明創造了條件，這將減少冒名、造假的空間。但從“羅彩霞事件”和“武漢林琳事件”來看，即使已經實施了“陽光高考”政策，也很難保證“冒名頂替”不再出現。“技術并未達到非常完善的程度，‘冒名頂替’的問題最后還需要在制度上解決。”熊丙奇說。